宋代的軍事實力本來不差，建國之初和遼的軍事競争之所以隻能平手而不能達成“收複燕雲”的戰略目标，是因為遼本身已經是和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的大國（這個發展趨勢開始于唐中期，當時的東亞地區經曆了一個各民族政權文明水平普遍提高、格局逐漸趨向諸強并立的過程，遼的建國和發展就是這個趨勢的集中體現。
而北宋在伐遼之役中犯下的很多軍事錯誤，也不是現在很多人耳熟能詳的“兵将分離”“看着陣圖作戰”，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隊不聽中樞指揮貪功冒進。
――這也是晚唐五代以來，中原地區軍隊悍勇輕鬥、富于冒險性的軍事風氣的延續，而非所謂的“積貧積弱”“宋太祖為了保皇位收兵權不惜削弱軍隊戰鬥力”造成的。

　　北宋的滅亡原因――靖康之恥，其實就是當時的皇帝+頂層官僚犯了一系列豬都不會犯的錯誤蠢死的。
比如該守的時候不守該跑的時候不跑；金人第二次圍城之前的好幾個月不整頓防務，反而貶斥李綱同時大搞内鬥，甚至天真的開始清算曆史問題（所謂“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第二次守城戰最關鍵的時候弄一幫道士到城頭跳大神；城破以後金人一度不敢下東京外城城牆，但皇帝偏偏要去金營親自請降還去兩次結果終于被扣下了；金兵都破城了都在脅迫皇帝納降了，掌權官員還在東京城内大搞維和鎮壓自發組織起來反金的百姓和士兵，并且替女真人搜刮錢物人口不遺餘力，等等等等。

　　至于為什麼當時的朝廷能集合這麼一幫蠢人作這麼大的死，真要挖根子的話，最遠需要追溯到王安石變法期間，神宗皇帝為了集權對當時政治體制的破壞。
――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構中，文官集團通過對宰相權力的加強和台谏等渠道，對君權的約束是很強的，所謂“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在當時并非虛語。
簡單點說，就是當時的皇帝并不能想幹嘛就幹嘛，很多事情必須文官集團集體通過，才能落實到執行層面。
這樣的決策機制當然會在效率上有損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證政局穩定和不出大錯。
但到神宗朝，宋神宗為了推行變法，對前朝遺留的這些政治制度進行了很多改動（比如削弱相權，削弱對“禦筆内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審核、駁回機制，清洗台谏，甚至間接支持、鼓勵搞文字獄和黨争等），極大的削弱了這些約束。
然後這種改動的影響持續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遠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寵臣們搞的更糟了――當時宋徽宗寵信的權臣蔡京順着神宗改革的勢頭，進一步強化了徽宗“禦筆”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決策均決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種集體決策機制到此基本名存實亡；而蔡京本人則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賴的優勢，屢屢借“禦筆”推行自己的意圖，把持了朝政，同時還繼續搞比起神宗朝更沒底線更離譜的黨争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黨禁”）。
這一系列措施最終導緻了徽宗朝人才選拔機制敗壞，朝堂上群小并進，最後形成的上層官僚集團既無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線，更無戰略眼光，因而才能湊出一幫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後和皇帝一塊兒屢屢上演前面所提及的開玩笑一樣的鬧劇，最終把一個有錢有兵有人心的大國生生玩死了。

　　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體制本身有問題，而恰恰是沒能維持住前中期較為良好的集體決策機制和政治風氣。
其中後期對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動太過輕率，把本來趨向于集體決策的決策機制又扭回了君主獨斷的路子上；并且開了不好的口子之後，又進一步被有手腕無公心的蔡京等權臣利用，最終導緻整個政治體系的頂端都爛掉了。
而且這種爛還真不是體現在沒有行動力上，而是體現在沒有制約、沒有合理、通暢的批評和糾錯機制，所以順則百順（這裡再補充一點：其實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對外對内事功都不少，對角厮羅（河煌地區）和西夏的作戰也是屢屢大勝，真接着打下去的話很可能會打通河西走廊――當然這是之前幾代皇帝攢下的家底而并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締造的戰果，所以說順則百順）；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機，頂層領導者的判斷稍有差池，整個體系就會像雪崩一樣瞬間崩潰，這是“來自上層的崩潰”。
而不是源于基底的潰爛或純因外部壓力所緻的土崩瓦解。
不是錢不夠，不是兵不夠多不能戰，也不是沒有人才，甚至不是沒有組織動員能力和凝聚力（這裡再舉一例：靖康年間北宋京師被圍，勤王軍中除了官軍還有很多是自發應诏勤王的民兵，而且很多是從江西、湖南甚至福建趕到東京的。
考慮下當時的技術條件交通條件，很不錯了），是體制和體制頂端的領導集團出了問題。
至于體制又是怎麼出問題的，是因為具體的人。
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目光短淺、私心自用，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傾軋和相互利用。

　　宋朝的兩大燒錢單位：官和兵。
在宋代你隻要進入官員這個系統，那麼無論你是在職還是退休、是賦閑還是緻仕，你都會有大把的銀子拿。
而且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是宋朝官員的工資之高。

　　我們舉例說一下包拯的工資：每月糧三十石，其中米和麥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幹草四十捆；冬天外發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發“公使錢”一千五百貫、“添支錢”一百貫。

　　包公還有龍圖閣直學士的頭銜，這個額外享用朝廷無償劃撥的職務耕地二十頃(二千畝)，允許收租，不繳國稅。
按每畝租米一石預算，這個進項達二千石。
包公每年的年收入有銅錢二萬零八百五十六貫、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麥一百八十石、绫十匹、絹三十四匹、羅兩匹、綿一百兩、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幹草四百八十捆。
把這些東西全部依照當時的市價折算成銅錢的話，包公每年的收入大約在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八貫。

　　而一個普通宋朝人一年的收入隻有250貫左右，對于武大郎這樣賣炊餅能迎娶白美金大嫂來一次金屋藏嬌，能在縣城主要街道能夠買一棟二層的小别墅，這賺錢能力不容小觑。

　　宋朝為了社會安定，豢養起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軍隊。
據統計，在北宋仁宗時期，宋朝軍隊數量達125萬，而司馬光《資治通鑒》裡提到唐玄宗開始窮兵黩武的天寶年間，天下鎮兵數量是49萬。
這支軍隊占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除了一部分常年在邊境作戰的邊防軍士兵外，大多數士兵的整體軍事素質相當差。

　　在宋仁宗年間，這125萬士兵花掉了4800萬缗錢，而這占到了全國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這125萬軍隊分别是40多萬駐防在西北與西夏接壤的土地上，30多萬人駐防在河北與遼國的邊境線上，還有30多萬是京城的中央禁軍。
西北軍因駐紮民風彪悍陝西，又長期對夏戰争，因而長期保持強悍戰鬥力。

　　北宋的軍隊可分為禁軍、廂軍和鄉兵三部分，其中廂軍和鄉兵戰鬥力相對較弱。
廂軍和鄉兵一般做一些最髒最累的後勤保障工作。

　　北宋政府本身不産生任何收益。
上述對于官和兵所有的開支，均來自于百姓的賦稅。
換而言之，在條件均等的情況下，宋朝官員的數量與工資提高了多少，宋朝士兵的數量與軍饷增加了多少，那麼老百姓所交的稅也就相應的增加了多少。

　　宋朝政府也不可能全指望百姓的賦稅，畢竟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也不會太高。
事實上，宋朝财政收入的另一大來源是遍布全國的國企。
宋朝除了鹽鐵之外，米、油、醋、茶、酒、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都采取了國家專營的策略，這些東西很多都是質次價高，實際上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負擔。
比如北宋時期當時陝西關中吃的青鹽（從青海運來的鹽）每斤不過四五文，而後來北宋政府壟斷了青鹽的售賣權之後，青鹽的售價漲到了44文。
鹽猶如此，其他的東西也就可以想見了。
北宋末年，王安石變法（這個有點複雜，我後面慢慢來說）之所以遭到全國人民的一緻反對，是因為王安石的經濟政策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國企的經營範圍，比如青苗法實際上是國家通過貸款的方式賺取收益、市易法和均輸法是國家成立商貿公司來統一收購和經營，這些政策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而他自己又是一個‘拗相公’，很多東西又不和人打招呼，每次發布出來硬邦邦的，執行過程中又拉了一些亂七八糟的人進來，結果不言而喻。

　　宋朝的經濟繁榮頗有點類似于前蘇聯，所謂的經濟發達，僅從GDP上看的确如此，但卻已經喪失了向前發展的活力。
它們同樣軍事工業極度發達（宋代軍備的質量與數量是公認的高，《武經總要》有明确的描述）、國營企業占絕對主導并控制了國民命脈、北宋後期官員數量極多且貪污腐敗極為嚴重、保持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常備軍、軍費開支遠遠超過民生支出，這樣一個大廈将傾的危卵之國，滅亡是遲早的事。

　　最後說一下氣候的問題，在稱為第三小冰時期（從10世紀末到12世紀末）内，平均氣溫下降了有1.5攝氏度，冰雪，暴雨，冰雹逐漸增多，和洪災相對的是旱災，旱災經常伴随着洪災接踵而至。
在某些年份，位于長江下遊的太湖都被薄冰覆蓋，這是難以想象的。
這同樣會導緻了一系列的自然災害，而據史料記載，爆發的各種災害加起來，整整是唐朝的2-3倍。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哈佛中國史.宋的轉型》，可惜《劍橋中國史.宋朝》隻有英文版，還有一本《講談社.宋》）

　　黃河之患：氣溫上下波動，北宋政府對疏浚河道的疏忽，黃河中的淤泥和黃土（被河水從鄂爾多斯高原和陝西攜帶而來），的重荷不僅減緩了河水的流速，也堆高了河床，引發河水沖垮南岸的堤壩，使河水淹沒低地。
1019年，河水沖垮堤岸闖入北岸的滑州府城，在山東西部形成一片巨大的沼澤。
機緣巧合之下，梁山地區的河、湖、沼澤成為綠林好漢們的大本營。

　　北宋末年，1120年秋方臘由花石崗之禍起來造反，方臘利用摩尼教（明教）組織民衆，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起義。
方臘才是真正的稱之為造反，北宋都把邊境最能打仗的西軍都掉過來平叛了，方臘内部也出了問題，結果不言而喻，才五個月的時間，在南方稱帝的方臘便被剿滅了，但宋朝整整損失了7萬的正規軍（後面我會重點寫這一段曆史的）。

　　1119年12月，宋江聚集36個人，在京東東路所管轄的黃河以北地區起義，專打社會上的不平，殺富濟貧。
由于宋朝軍隊久不征戰，缺乏訓練，戰鬥力極差；又由于宋江“其才過人”，屬下的36個人都是強悍猛勇之士，個個英雄，所以，這次征剿不僅沒有消滅宋江起義軍，反而使其威名遠揚。
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宋江等人沒有像《水浒傳》等文藝作品所描繪的那樣，入據八百裡水泊梁山替天行道，而是“橫行齊魏”，馬不停蹄，千裡轉戰于山東、河北一帶。
宋江率衆攻打河朔（泛指今黃河下遊南北一帶）、京東東路（治青州，今山東省益都），轉戰于青、齊（今山東省濟南）至濮州（今山東省鄄城北）間，攻陷十餘郡城池（這個在《宋史》和《三朝北盟會編》裡面是沒有的），懲治貪官，殺富濟貧，聲勢日盛。
在數萬官軍的圍追堵截中，起義軍攻城陷地，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雖然人數不多，但卻似一把鋼刀，令統治者聞風色變，“官軍莫敢撄其鋒”，成為一支很有影響的農民起義隊伍，後來被張叔夜敗于海州，被迫招安，宋江這個頭頭自然沒什麼好下場。
宋江起事前前後後最多的時候隻有200多号人，這些人招安後在京城意氣驕橫，給東京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東京人本來就無聊，便把這些人很小的一些事情穿鑿附會誇大其實的寫成了話本故事，後來成為了民間藝人說唱的内容，一代一代的傳了下來，這才有了後來的《水浒傳》。

　　上面是正史，我幫大家總結了一些，北宋末期自然還有很多的農民起義，後面我會一一道來。

　　言歸正傳，在成都卷中會發生很多大事，比如辦《新青年》，比如開辦西南重工，比如袍哥，比如神宵道教，比如開錢莊，比如開茶樓，比如各種各樣的社火說書人伶人等豐富的社會生活，比如各種各樣琳琅滿目讓人目不暇接的商品，甚至還有和白袍将軍陳慶之（五代時的名将）同樣有勇有謀的葉知秋，博學多才卻懷才不遇的諸葛卧龍，武松魯智深武大郎金大嫂西門慶也會以一種特别的方式出場，吳永麟和澹台玉瓶、段素貞的感情在這一卷中也将塵埃落定，這是最壞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曆史新的一篇，将從這裡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