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鐵花開始喜歡逛成都府最大的風月場所‘秦樓’後讓所有人大跌眼鏡,隻不過他這種性格的改變還是得到了吳檗,高雲阗等一衆高官的贊許,以前他們還覺得這小子還不太入流,跟自己這夥人根本不是一類人,這下發現阮鐵花也下海之後,高雲阗對這個下屬更是越發的器重,直接将他提到了提刑副使領司事(正四品),讓阮鐵花二把手的位置真真切切的坐實了,俸祿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阮鐵花始終記得自己第一次到‘秦樓’時的窘态,自從和自己相親相愛,孝順公婆的原配夫人因病離世後,阮鐵花這半年來還從來沒和其他女人有過如此近距離的接觸,看着那些對自己擠眉弄眼,搔首弄姿,恨不得将整個若隐若現的豐腴身姿紮入他懷裡的時候,阮鐵花這才知道為什麼那些公子衙内願意在這裡使大把的金銀錢财了,這是似乎讓他們體會了一種與衆不同的當‘皇帝’的感覺。
和其他風月場所的老鸨不同,秦樓的羽娘是一個僅僅隻有三十過半的半老徐娘,風韻猶存幾乎不施脂粉的一張俏臉上在成都府最大的消金窟居然不帶一絲風塵之味,見到穿着打扮中規中矩的阮鐵花站在自己面前的時候,依然一副不理不睬的樣子,她端起景德鎮汝窯燒制的一隻圓潤流光的碎花茶杯,放在嘴邊輕輕呷了一口香茗,輕輕的問道:“可從來沒見過先生呢?
是來贖人的?
”
這是羽娘常用的一種客套語,像此人孤身一人初次上門的客人,她好些年都沒見過了,到這裡來的,現在基本都是呼朋喚友。
懂行市的都知道,如果沒有熟人的引薦,一隻再肥的冤大頭,一夜之間秦樓都能讓他成為窮光蛋。
這當然還有另外一類人,就是和秦樓中的姑娘們産生出某些真感情後想入非非上了頭的肚子裡藏着一點墨水自诩風流的所謂的才子們,這些人往往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當他們聽見天價一般的贖身費用後,立馬會灰溜溜的夾着尾巴離開,和他們剛進門的意氣風發判若兩人。
阮鐵花像個雛兒一樣羞澀的點了點頭,秦樓生意最火爆的時候當屬晚上後半夜的亥牌時分,這人在秦樓最忙碌的前一個時辰闖進來後,已經引起了才剛剛在妝奁(lián)旁邊修飾了妝容,準備下樓加入賣弄風情隊伍中女子的注意力,她們雖然手上擎着一方絲帕不停的朝來往的商客招手,隻是早已将這個今日最有價值的消息向旁邊的女人們傳播了開去。
“樓下那位公子相貌堂堂,身強體壯,也不知道誰有那個福氣被他領走呢?
”
“你看清楚了嗎?
就他那窮酸樣打扮,能把秦樓的‘香香女’(專門替人倒夜香的女子)領走都難,我看這人多半隻是一個打腫臉來充胖子的軟貨。
”
“你們看見他臉紅耳赤的樣子了嗎?
保不齊還是一個雛兒,要不我現在去準備一個紅封,等會誰被選中了,它就歸誰。
”
好事的女人們還在樓上的雕欄邊嘁嘁喳喳的調笑個沒完的時候,阮鐵花最終的選擇倒把寵辱不驚的羽娘吓了一跳,她立馬提高音調答道:“這個女人你不能替她贖身。
”
“錢不是問題。
”阮鐵花說完,早已往桌上丢了兩張價值二貫錢的錢引。
(宋統一後,劃川界為鐵錢地分,隻流通鐵錢。
川蜀在唐末五代時期,割據自守,戰禍較少,社會經濟未受嚴重破壞。
入宋以後,和川外藩籬消除,貿易更加繁榮,但交換媒介反而隻用鐵錢。
鐵錢與銅錢輕重大小相等,币值卻相差十倍或十數倍。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趙安易使蜀,見“市羅一匹,為錢二萬”。
以當時鐵錢重量計,兩萬文重一百三十斤。
可見商品交換極為不便。
早在唐代後期,由于商業貿易興盛,貨币流通量增大,市場上已感到移轉銅錢的困難,于是社會信用制度逐漸發展在城市之間有所謂“飛錢”和“便換”,其性質和作用頗類似近代的彙票;在一些大城市之内有所謂“櫃坊”“寄附鋪”,經營銅錢寄存業務。
宋初,政府還特置“便錢務”,掌管京師與外地的便換。
這些社會信用制度為解決川蜀鐵錢與交換的矛盾提供了信用基礎和手段,從而産生了交子。
最初的交子是一種初具貨币流通職能的活期存款單,由商人私營的“交子鋪”發行。
宋真宗景德時,張詠知益州,見交子市場“弊百出,獄訟滋多”,乃加以整頓,“使富民十六戶主之”這十多戶豪民互相“連保”,發行交子。
他們“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隐密題号,朱墨間錯,以為私記”。
交子的面值,按收入現錢貫數,臨時書填。
交子兌現時,每貫扣下三十文,作為利錢。
交子戶除每年向官府承當“夏秋倉盤量人夫及修縻棗堰丁夫物料”義務外,别無負擔,因而獲利甚豐,“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
這時交子的發行無定時定額,不免多發空券,膨脹貶值。
真宗大中祥符末,因無法兌現及詐僞問題,“争訟數起”,“以至聚衆争鬧”,于是轉運使薛田請官置交子務,收歸官營。
知益州寇則力主廢止交子,并徑将交子鋪封閉。
可是封閉之後,“市肆經營買賣寥索”,“貿易非便”。
到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薛田代寇知益州,重申前請,宋廷從之,于是設置“益州交子務”。
次年二月起首書放交子。
從此,交子成為宋朝川峽四路的法定貨币,與鐵錢相權而行。
交子的面值定為一貫至十貫,共十種(寶元二年,改為隻書放五貫和十貫兩種;熙甯元年,又改為書放五百文和一貫兩種。
宋哲宗紹聖以後,給用數額越來越大,以緻“界率增造”,“每歲書放亦無定數”。
到宋徽宗趙佶時,交子便惡性膨脹,崇甯間,曾強制推行交子于長江以北諸路,并改稱為“錢引”。
大觀元年(1107),四川的也改為錢引,并改稱交子務為錢引務,錢引依然隻有五百文和一貫兩種面值。
錢引是由6塊印版印制而成的雙面彩色紙币,正面為黑、藍、紅3種顔色,背面的面值為黑色。
印刷工藝相當的複雜、繁缛,其實在當時并不容易被僞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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